序一

獨坐青燈下　潛心話遼商

劉福龍的《遼商》一書終于付梓出版了。這是遼寧關于開拓遼商文化建設的好事，為我們擴大商業文化的研究和新遼商文化建設做出了十分有益的工作。作者以敏銳的眼光和睿智的思維，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和整理，敢于開墾新遼商這塊無人涉獵的處女地，為新遼商的崛起和振興商幫文化填補空白，我們對作者這種拓荒牛的開拓精神表示贊譽。
商幫是一個區域的民營資本集團的統稱，它既是一個經濟地理的概念，又是一個商業文化的概念。這個曾經真實存在于中國歷史中的商業群體迅速崛起，又一次回到了輿論前端。中國商幫的再次復蘇，不但吸引了國人的關注，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它的復興崛起，絕不是一個名詞的簡單復活，而是被時代賦予了更多期待和承載更多的希望。
自明清以來，在我國商幫的歷史記載中，中國各地出現了許多著名的商幫。赫赫有名的"十大商幫"是當時民營資本的最強代表，他們的傳奇故事或不凡經歷為中國商業文化歷史寫下重重一筆。而在改革開放上下求索背景下，過去出現過商幫的地區，出現了新徽商、新晉商、新魯商；過去沒有出現過商幫的地區，也紛紛豎起"新×商"旗幟，比如新京商、新豫商、新深商。這個沉寂了近一個世紀后的"商幫"一詞再次變得合時、合勢，引人關注和興奮。
伴隨新商幫的崛起的大好形勢，大家又產生了一些隱憂。由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對商業和商人的輕視，商幫的歷史中對于遼商從未有清晰的記述，那些慷慨悲歌的創富傳奇的遼商散佚在時代風塵之中，漸漸淡去痕跡，那些開山辟路的遼商人物也因史料的匱乏，不復后人記識之中。著眼于扇動經濟起飛翅膀的遼寧省，聚焦在曾榮任"共和國裝備部"的中心城市沈陽，商幫之魂何在？這個現象引起遼寧乃至全國的有識之士的強烈關注。
人們都說這是個奇怪的現象，遼寧是中國主要的基礎產業大省，遼寧怎么會沒有商幫？針對這種情況，許多遼寧的商界、政界人士在不同場合為遼商的崛起進行呼吁，更有一大批企業家希望自己在遼商的發展中擔負起振興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歷史使命。我們欣喜地看到無論是對商幫文化的重視、研究，還是對于新商幫的崛起，無一不體現出社會、政府、企業對遼商發展的渴求以及對新的發展模式的探討，復興遼寧的"商幫文化"正在成為一股經濟生活的熱潮。
商幫文化和中國的商業文化、遼商商幫文化在文化歷史的長河中具有自身獨特的地位。它是政治文化、經濟文化、儒家文化等多種文化形態的融合，而遼商商幫文化也和其他商幫文化一樣是從中國文化中分支出來，形成一種社會文化現象。但是關于遼商幫及其文化的研究大多是處于初級階段，在浩瀚的信息海洋里，遼商幫有價值的信息稀少，而有價值的思想更是寥若晨星，有的文章大有"襲人故智"之嫌，走入遼商的文化和理論研究更是難有建樹。大家期待有人能夠對遼商的歷史進行綜合性的整理，挖掘式地開拓遼商的系統文化理論，這是把橫空出世的"新遼商"建設成為遼寧經濟發展史上一個不可繞過的里程碑。
劉福龍的《遼商》在時間維度和價值維度的交替中，把商幫文化、遼商文化融進遼商的商業思想，通過與遼寧本土商業意識的交融，而成為遼寧商業思想最有活力的一部分。讓遼商的商業思想與中國不同地區商業思想的交融整合，把一些商幫的價值觀顯出超越競爭層面的價值，并使其成為引領人們對于商幫文化研究和前行方向的地平線，可謂獻可替否，銜華佩實。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作為一部好的商幫研究作品首先要了解商幫的歷史，對于商幫研究者來說，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是對于歷史的褻瀆。《遼商》作者劉福龍從多個方面梳理商幫及商人和商業文化的緣起和歷史貢獻，使人清晰地了解商幫發展史，經過對于商幫歷史資料去偽存真的解讀，為我們詳細展示了自己的研究。這本身就是一種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是對于社會的貢獻。
作者劉福龍為我們打開我國商幫塵封的歷史概覽，悉數新形勢下新商幫崛起及商幫貢獻，把扶持新商幫看做是我國發展經濟走向世界的需要，把它上升到新高度。這是作者多年擔任省政協常委的政治素質和文化積淀的厚積薄發，他從更加寬泛的角度為政府和人民在做一個宏大的提案。為我們詮釋史上為何無遼商的基本原因，《遼商》不但能提出問題，還有解決問題的思路。全面論述新遼商的思想態勢、地域經濟特點，提出了打造新遼商特色就必須創新新遼商品牌的思維理念，這樣新遼商才能崛起走向世界；他在理論論述清晰后，又提出怎樣做個新遼商的實際內容，詳盡地論述新商幫文化的再造、新商幫特點、商業文明與遼商幫文化的辯證關系，為我們遼商商幫文化建設拿出可操作性的方法。
作者劉福龍本著"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的傳統文化古訓，在話說商幫代表人物賞析、中國商幫的文化源頭、各商幫成因、傳統商幫衰敗的歷史教訓等章節中，提供了豐富多彩的范例，為我們解讀遼商建設中的操作框架的難題，開闊革故鼎新的思維。
在對于遼商的理論研究中，劉福龍的《遼商》關于遼寧為何無商幫的核心問題給予人們令人信服的研究。
他從主觀客觀、橫向縱向、歷史現代等多方面來解答——遼寧沒有形成"遼商"品牌等多方面原因。他說這是地域文化和計劃經濟的滯后思維造成的。其一，從歷史上看，遼寧人來源成分比較復雜，既包括土著的少數民族，也包括闖關東的移民、戍邊軍人的家屬。這些人的商品意識往往都比較差。遼寧人傳統觀念是不鼓勵創業、經商，而提倡工作穩定，崇尚鐵飯碗。
其二，新中國成立以來遼寧是重要的老工業基地，全省國民生產總值最高時曾占全國的三分之一。遼寧是國內產業工人的聚集地，大多是"國營企業"工人，計劃經濟的思想根深蒂固，加上重工輕商的傳統觀念，到目前仍有不少青年認為只有找不到好工作的人才去民營企業，才去經商——而民營經濟恰恰是產生"商幫"的土壤。
其三，東北肥沃的黑土地也養成了過去遼寧人的"惰性"，富饒的物產讓人們衣食無憂、更容易滿足，而遼寧人豪爽大方的特點也讓他們對錢的態度不像南方人那樣錙銖必較，理財能力欠缺，即使同為經商，遼寧人也存在著一些弱點，做生意喜歡比大個，看誰財大氣粗、誰的背景大、誰的膽子大，客觀上也抑制了遼寧商幫長成參天大樹。作者縱觀的分析不難看出遼寧商業的前世今生，是為何遼寧無"遼商"的真諦。
《遼商》強調打造遼商需要"新定義"這是當務之急。盡早打造遼商的品牌，盡快形成品牌走向世界。
遼寧要打造新"遼商"，應遵循現代組建"商幫"的五個要求。第一，商幫必須對區域經濟產生較大影響。第二，要有支柱型產業。第三，要有標志性人物。商幫最終的形成，標志性人物的出現至關重要。第四，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這個共同的價值觀可以由產業標志性人物提出，憑借他的影響力，最后形成共同的文化、共同的價值觀。第五，要有一個有效的溝通機制和合作平臺。要形成有影響力、有凝聚力的商幫。
當下遼商的發展機遇可以說是占盡天時、地利、人和三個有利條件：首先是借東北加快老工業基地振興這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東風，可謂占天時；在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遼寧商人充分利用基礎設施一體化和已經形成快速高效流通的市場一體化提供的優良環境，可謂占地利；遼寧的企業家和政府都看到利用當前的有利時機，是遼商的"黃金發展期"，并已形成共識，此為占人和。
對于遼商的研究和發掘十分辛苦枯燥，面對經濟工作的壓力，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還是停留在"商幫"是否仍然是一個有待存疑的概念，沒有從理論上拿出充分的證據以證明其命題的真實性。社會上也有些關于商幫的通俗讀物，通常只是聚焦于歷史掌故、掙錢手段這樣的淺俗趣味和技術分析，而沒有把握商幫文化尋根的主題，始終難以落實為有品質的學術成果，對歷史的整體解釋和哲學意識的思想范疇深刻的理論剖析始終難以見及。
但這樣的學術思考和理論建設，恐遠非通俗寫家及民間商人所能勝任，當前真正需要的，恐怕還是《遼商》這樣的作品。從這個角度看，《遼商》以"商幫"為由頭所進行的文化尋根的努力，其背后仍然是有其人文意義和研究價值。對于這樣的學術研究將會給研究者帶來時間上的占用，幸運的是，總會有像劉福龍這樣的人愿意去追尋那些被歷史湮沒的名姓和身影。
當《遼商》的書稿擺在我們的面前時，有志于商幫文化研究者感到久違的開心。至少我們知道還有一個劉福龍不辭辛勞，去挑戰無人問津又幾乎無利可圖的課題。書稿閱盡，可以看出《遼商》是本嚴肅的書。作為解讀中國商幫歷史的讀物，作者的立意深刻而端莊，而非泛泛而談。我們從內容可以看出作者著力點在于梳理中國商幫興衰的脈絡，以大量的筆墨描寫中國新商幫的興起原因，在對于商幫文化、商業文化及傳統商幫文化的傳承、當代新商幫的崛起、新商幫未來發展走勢等問題，深入淺出的剖析解讀令人耳目一新，劉福龍所著《遼商》令人印象深刻。作此文是為序。

　　　　　　　　　　　　　　　　　　　　　　　　　　　　　　　　　　　遼寧省政協秘書長、黨組成員
中共遼寧省委統戰部部長
2012年8月


序二

應運而生的《遼商》

商幫是中國一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它是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以公所、會館為聯絡計議之所的既親密又松散的商人群體。我國民營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扮演著最不可忽視的角色，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風向標，因為有了成熟的民營經濟，才進一步催生了商幫的復興。我國歷史上曾經產生了著名的"十大商幫"，改革開放以來，又崛起了浙商、蘇商、京商、閩商等新的商幫代表。作為新中國工業的搖籃——遼寧，相對于閃耀的工業文明，商業文明顯得有些落后，但經過多年的打拼和歷練，一批發跡于草根坎坷之間的遼籍民營企業漸成燎原之勢，以開放大氣、包容達觀、善于學習、樂于接受、注重人文關懷為精神特質的"新遼商"正在悄然崛起，他們和各地的商界精英同臺競爭，交相輝映。
劉福龍先生作為萬雄集團董事局主席、萬雄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就是這樣一位新遼商。近二十年來的創業之路使萬雄集團在我國鋼鐵營銷行業里，順勢而上，逆勢而搏，脫穎而出，為民營企業鋼鐵營銷探索出了一條成功之路，他堅持"通過機制創新把企業做活，通過管理創新把企業做實，通過理念創新把企業做強，通過連鎖加盟把企業做大"的發展思路，向世界彰顯了我國民營企業家的強大力量和獨特智慧。
作為新遼商的一名代表，劉福龍先生經商不忘讀書，用讀書指導經商，被譽為"企業家中的學者，學者中的企業家"。在對大量史料進行收集整理的基礎上，他經過認真的思考，用通俗的語言寫就了《遼商》這部書，為我們展現了近百年間中國不同商幫派別的沉浮，揭示了中國商業發展的滄桑變化，更以飽含深情的筆觸對遼商群體的發展和形成進行了梳理和詮釋，闡述了成功商人及其群體不僅需要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更需要與時俱進的勇氣、與時局共舞的智慧以及自身社會責任定位等觀點，探討了祖先行商的智慧，追蹤成功商人的足跡，才能把握創造財富的奧秘等經營之道。隨著"新遼商"群體的不斷壯大，"新遼商"文化的逐步成熟，可以說，這部《遼商》是應運而生。它既為我們展示了一幅歷史畫卷，又引發了我們對"新遼商"文化的人文思考，使我們通過它對"新遼商"的美好發展前景充滿期望。
省工商聯作為全省非公經濟人士和世界各地遼寧籍商人的家，已經確立了培育新遼商文化、整合新遼商資源、促進新遼商發展的新的工作思路，并將在沈陽建設"世界遼商總部"，在新的時代為廣大遼商提供最高效最優質的服務。我們希望更多優秀遼商不斷涌現，使"新遼商"這一群體越來越強大，更好地服務家鄉、報效祖國。
我們把《遼商》推薦給大家，期待大家仔細品味《遼商》，進一步了解"遼商"。
遼寧省工商聯主席
遼寧省總商會會長
2012年8月


目　錄　

序一　獨坐青燈下　潛心話遼商／孫遠良
序二　應運而生的《遼商》／楊冠興
作者簡介
第一章　中國商幫概況
一、商人與商幫概況／1
● 商幫溯源／1
● 史上鮮見遼商記載／6
● 商幫的地域文化和商幫理念／7
二、史上十大商幫／9
● 十大商幫／10
● 晉商文化／12
● 晉商文化的歷史價值／13
● 明清的晉商特質／16
● 徽商／20
● 徽商產生的條件／21
● 粵商／22
● 粵商歷史／23
● 明清粵商的崛起／25
● 閩商——福建商幫／26
● 陜西商幫／28
● 陜商的崛起／28
● 山東商幫／33
● 寧波商幫／34
● 龍游商幫／34
● 洞庭商幫／35
● 江西商幫／36
● 感悟商幫文化／36
三、正在崛起的新商幫／37
● 中國五大新商幫／38
● 南北商圈各不同／39
第二章　商幫史
一、商幫成因／41
二、商幫定義／42
三、商幫特征／47
四、商幫局限／48
●"亦盜亦商"犯禁式的經營觀念／49
●"糞土式"的資金出路／53
● 商幫的政治追求／57
五、商幫文化源頭／63
六、商幫與商業文化／66
第三章　新商幫崛起
一、新商幫崛起的積極效應／68
● 新商幫概念／69
● 再造之路／71
二、新商幫的分布及其特點／80
● 打造商幫新文化／83
● 新商幫中的企業家要有公益心／88
三、增強新商幫的素質／90
第四章　商幫文化
一、商業文明與商幫文化／93
二 傳統商幫文化精華／97
● 新商幫文化概念／98
● 商幫文化是指導企業家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的準則／100
● 文化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商幫發展的競爭法寶／100
三、商幫文化的建設原則／101
四、企業文化的建立／104
● 企業文化概念／105
●"老板從政"是中國社會的進步／107
● 商幫老板從政有利于革新弊病／108
● 新商幫企業家的政治思維／110
● 警惕商幫企業文化的誤區／111
● 把握新商幫企業文化建設的著力點／113
● 新商幫企業文化的基本內容／115
● 新商幫企業文化的建設／117
● 新商幫企業文化的建設對策／119
五、企業文化的儀容——視覺形象／120
六、國學與新商幫企業文化的理論研究／121
第五章　商幫的興衰
一、商幫興衰的歷史教訓／127
● 商幫的興旺回顧／127
● 商幫經營理念精華／130
● 晉商的商業智慧／133
● 晉商的制度創新和建設／136
● 人才的選拔與培養／136
● 內部管理體制／137
● 晉商注重"以義制利"的企業文化／138
● 以誠信為經營之本／138
● 傳統商幫的衰敗／139
二、商幫衰亡縮影——"日升昌"票號／142
三、淺析中國商幫衰落的原因／146
第六章　新遼商概覽
一、遼商史話／149
● 遼商的形成概念／152
● 遼商的歷史前緣／152
● 遼商的輝煌歲月／158
● 歷史悠久的遼東馬市／159
二、遼商品牌／162
三、遼商之短／171
● 有商無幫／173
第七章　新遼商地域經濟特點
一、老樹著花發新枝／179
● 新老商幫差異／180
● 遼商商幫的成長經歷／181
二、新遼商的發展節點／182
● 興奮期／183
● 成長期／184
● 遼商的典型代表／190
● 第一代遼商商幫背后的辛酸／193
三、遼商商幫的歷史記憶／197
四、從沈陽商會發展史窺見遼商百年發展脈絡／199
● 根據奉天勸業道的指令，奉天商務總會成立／199
● 奉天商務總會舊址至今保存完好／199
第八章　新遼商建設
一、遼商的政治思想建設／203
● 講政治是新遼商的必修課／203
● 新遼商品質修養／206
● 新遼商特質／208
二、新商幫的組織建設／209
● 從構建商幫與商會做起／209
● 商會的歷史貢獻／212
三、工商聯是新商幫的堅強后盾／214
第九章　新遼商發展展望
一、新遼商的發展機遇／233
● 區位優勢／234
● 環境優勢／236
● 自然資源優勢／237
● 政府支持／237
● 政策優勢／239
● 遼商創新品牌／241
二、發展新遼商　塑造新形象／243
● 新遼商要做新儒商／244
● "儒商"的定義／245
三、新儒商文化的特點／248
● 新儒商特征／251
● 商人與儒商精神／253
● 勇于整合，善于整合，聚集強勢／254
第十章　商幫代表人物擷英
一、堅毅與博大——陶朱公范蠡／258
二、冒險與投機——呂不韋／261
三、豪爽與逞強——沈萬三／263
四、精細與陰柔——胡雪巖／267
五、大度與謹慎——李鴻章／271
六、圓滑與急切——盛宣懷／276
七、反判與狂逸——張謇／277
八、豪爽與精明——喬貴發／282
九、頑強與忠勇——鄭和／285
十、太極與剛正——榮氏家族／290
后　記／294


第一章
中國商幫概況

一、商人與商幫概況

當下論著熱議商業文化和商人，皆謂之以"商幫"，或稱某某商幫，研究各個具體商幫的論著也層出不窮。然而"商幫"之名何時開始出現，"商幫"之名由何而來，似乎說法頗多，大多依樣畫葫蘆。大家都是依據1988年各地學者們在蕪湖討論撰寫的《中國十大商幫》為藍本，當時商定"商幫"的定義："是以地域為中心，以血緣、鄉誼為紐帶，以'相親相助'為宗旨，以會館、公所為其在異鄉的聯絡、計議之所的一種既'親密'而又松散的自發形成的商人群體。"這個定義一直是大家公認的并大量引用。商幫研究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費神費時，沒有效益，一般人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從未見系統論述。作為探討"商幫"的企業家，我感到應該先從歷史研究開始，先明商幫其意，再究其未來；希望通過自己的粗淺研究，達到論述各地商幫的活動范圍和經營內容及其特點的目的，為商幫的發展作出點滴貢獻。經過20年的學習積累，通過互聯網查到許多珍貴資料，收獲不小。我們要了解研究商幫的產生就要追其歷史淵源。為此我打開自己近百萬字的資料和學習筆記，今略加整理，作考述討論如下，希望得到廣大讀者和有志于商幫研究的專家學者和企業家的不吝賜教。
● 商幫溯源
中國人從事商業活動的歷史源遠流長。司馬遷在他的千古絕唱《史記》中，就記載了先秦時期的大商人范蠡、計然、子貢、白圭、猗頓、烏氏倮、寡婦清等人，并為他們專門立傳，稱為《貨殖列傳》。然而在明代以前，中國商人的經營活動多是單個的、分散的，從司馬遷所記的大商人，直到元代的著名海商朱清、張碹輩，類皆如此；或者是特殊族群，如元代的色目商人。宋元時期也只有某地商人某某，地域后必有人名，專指某商人。直到元代，還沒有出現具有地域特色的商人群體，可謂有商而無幫。
追溯商幫歷史我們看到自唐代起，中國貨運業中就存在"綱"的形式，宋元明時代，官私海外貿易一直以"綱"的組織形式進行，綱有綱首、綱紀，負責指揮、管理貿易中的相關事務。明代嘉靖后期海外貿易中出現的"客綱"，是地域商人在經商地的外在組織形式；萬歷后期起各地鹽運業中采用的"綱運法"，由來自一定地域的同姓同宗商人出資占得運鹽"窩本"，結綱承運固定地區的定額鹽斤，都從形式上和內容上為"商幫"名稱的產生提供了前提。
到清前期，福建鹽運業分地區為商綱承運鹽斤，商綱被稱為"商幫"，"商幫"之名正式產生。福建的其他行業，也是"綱"、"幫"不分，綱即幫，視為當然。"商幫"之名在清前期的福建鹽運中出現后，并沒有在商業活動中獲得普遍稱號。直到清末，文獻記載稱"商幫"或某某商幫的其實并不常見，而通常只稱"幫"或某某幫。在清代中后期，中文文獻將地域商人群體稱為"幫"或"客幫"者就較為多見。
據史料考證，首先直接將地域商人集團稱為"商幫"的似乎是日本人。日本駐漢口領事水野幸吉在成書于1907年的《漢口中央支那事情》中，不僅列舉了漢口按行業而分的著名的鹽行、茶行、藥材行，廣東福州雜貨行、油行、糧食行、棉花行及皮行八大行，還有"漢口在住各商幫取引高比較表"，明確提到"商幫"，表中列舉了四川幫、云貴幫、陜西幫、河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江南及寧波幫、山東及北清商、潮幫廣幫及香港幫、漢幫、湖北幫，并對"幫"作了解釋，稱所謂幫是同鄉的商人相結合而成的一團體，各冠以鄉里之名。在漢口，有名的商幫是四川幫、云貴幫、陜西幫、山西幫、河南幫、漢幫、湖北幫、江西福建幫等。這些商幫唯一的商業機關是所謂會館及公所。1907年出版的由東亞同文書院編輯的《支那經濟全書》也提到"商幫"，在介紹漢口的外地商人時稱"在漢口的商幫"。在解釋會館公所時則稱："會館、公所者，為商幫所設立，即為該商幫之機關也。夫所謂幫者，由同業聯絡而成，舉董事數人，立定規則，以執行其商務。如上海寧波商人必入寧波幫，湖南商人必入湖南幫是也。又如漢口茶業六幫公所，為廣東、山西、湖南、湖北、江西、江南六省所成立，凡在漢口之茶商，殆合為一幫云。"惟該書解釋"幫"僅稱由同業組成，而由其所舉例子來看，實應包括同地域商人。因此，晚清時人的所謂商幫，是指同地域或同行業商人的聯合體。
據民國四年出版的《漢口小志》稱："行之外，又有所謂幫者，皆同鄉商人相結合而成一團體，各冠以鄉里之名。在漢口，著名者為四川幫、云貴幫、陜西幫、山西幫、河南幫、漢幫、湖北幫、湖南幫、江西福建幫、廣幫、寧波幫等。是等商幫為唯一之商業機關，各有會館公所。"《漢口小志》所謂"商幫"，顯然沿用的是日本人的說法。這是關于商幫記載的說法之一。
所以直到清末，中文文獻中才有"商幫"字樣。宣統二年，天津的福建、廣州、潮州三幫商人在呈文中一再自稱"商幫"，如謂"商幫等從不見買客一面"、"一若以商幫為遠客"、"商幫素推其殷實"，等等。這是目前所知地域商人自稱為商幫的最早記載。
各地人經商的風格各不相同，有著不同的經商風俗、習慣和作風。中國商人從一形成就開始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這是由于歷史上曾形成過十大幫派，翻開中國的地圖，可以發現，中國歷史上最具有影響力的商幫分布在長江中下游，黃河中下游地區以及東南沿海地區，整個分布地域呈新月形狀。對商幫的研究，對于今天的商人或者說商業有什么價值？我們為什么要研究已經遠離我們的商幫？我認為從經濟史的角度看，我們能從中國歷史上的商幫形成和發展的治理中學到很多東西。
進入新世紀以來，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我國的商人更是各顯身手，在經商過程中奇招百出，經商方式競相斗艷，表現出新一代"新經濟人"的特色。在這樣一個大經濟時代，做生意，馳騁商海是時代的主旋律。從宏觀的角度說要振興民族經濟，實現我們的強國夢；從微觀的角度說，我們要發展壯大自己，盡可能積累財富，實現物質文明。所以我們應該研究傳統的商業文化，研究商人，研究商幫。
要了解商幫，首先要了解組成商幫的基礎——商人。什么是商人？
古往今來，社會上一直把買賣人稱作"商人"，把做買賣這個行為稱作"經商"。做買賣的行業叫做"商業"，市場上用來交換的物品叫做"商品"，做買賣的叫做"商人"。為什么凡是與買賣有關的事和人，都要冠以"商"字呢？原來，這與我國的商朝有著直接關系，據互聯網記載，"商人"就是從"商族人"這個詞演變而來的。其實"商人"，古已有之，韓非子在他的《五蠹》中將工商之民稱為"五蠹"之一，"蠹"是貶義的，把商人當作是社會的蛀蟲。他們雖然腰纏萬貫，但是一直沒有相應的社會地位。在整個《二十四史》中沒有單獨為商人立傳，只是在《食貨志》、《貨殖列傳》中提到一些商人。
對于商人說法很多。"商人"一詞的起源與一個很久遠的朝代——商朝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商族人的祖先契，由于跟隨大禹治水，功不可沒，被封到商這個地方。也就是古代的商族。
傳說早在4000年前，帝嚳次妃簡狄，因吃玄鳥而生閼（yān）伯，故《詩經?商頌》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閼伯便是商的始祖。閼伯之孫相土首先發明了馬車，六世孫王亥又發明了牛車。這便是史書上"立皂牢，服馬牛，以為民利"的記載。農牧業的迅速發展，使商部落很快強大起來，他們生產的東西有了剩余，于是王亥便用牛車拉著貨物，趕著牛羊，到外部落去搞交易，外部落的人便稱他們為"商人"。從此"商人"一詞作為"買賣人"的代稱一直沿襲至今。
中國歷史上雖然長期處于農業社會，比西方國家進入商業社會晚了近一個世紀，但中國商業其實早在奴隸制時期的商代和西周就已經產生。在商朝繁盛時期，一部分商族人經常到周邊民族地區開始農貿產品互換方式，因此，在外族人心目中，做買賣的就是商族人。商朝滅亡后，商族人做買賣的就更多了，雖然后來隨著歷史的發展，買賣人已不再以商族人為主體，但人們卻習慣仍把"商人"作為買賣人的通稱。
還有一種說法，人們把做販運貿易的叫做"商"，坐售貨物的叫做"賈"，即所謂"行曰商處曰賈"。到了春秋時期的商賈，已被列為四民之一。《左傳》稱"商農工賈，不敗其業"（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8年），又稱"商工皂隸，不知遷業"（襄公九年）。盡管此時商人的社會地位還很低下，還是在官府直接控制下的"工商食官"的商人，但是已經是一種專門職業。所以齊桓公問管仲曰："成民之事者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圣王之處士也，使就閑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均見《國語?齊語》），并且由于商人必須善于"觀兇饑，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并且還要能夠"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求貴賤"（《管子?小匡》）。
由此可見，古時雖然泛言商賈，實則二者是有區別的，《周禮?天官?大宰》之職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孫詒讓注云："行曰商，處曰賈者。"可見，春秋時期，由于公社內部已經有了量變，有了一定程度的內部分工，出現了一種"商"，專門從事遠程販運，組織貨源，所謂"服牛輅馬，以周四方"的就是這些人。
另一種是"賈"，即居肆列貨，以待民來，是直接向消費者售賣，"以求其利"。商人既然不能自主經營，尚是"工商食官"下的商人無疑。當時的商業活動，雖在市場上進行，即所謂"處商就市井"（《國語?齊語》），但是根據當時的管理制度，必須由政府來壟斷市場，掌握物價。據《左傳》載，鄭、衛、宋國都有諸師（《左傳》襄公二十年、昭公二十年）；魯國有賈正（《左傳》昭公二十五年）等官吏管理市場。當時的官府商業和官府工業一樣，主要是為了保證奴隸主貴族的需求，不是為了發展和擴大商業貿易，所以"工商食官"制的存在，實際上阻礙了當時商業和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
春秋時代雖然是以"官商"為主，但是由于生產力的發展，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的逐漸量變，列國中也出現了有錢有勢的大商人。例如：《國語?晉語八》云："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楗，以過于朝，唯其功庸少也；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這些富商大賈，顯然已非"官商"，當是"無尋尺之祿"的"私商"。這些富商由于積累了大量財富，常常經營高利貸，所以《晉語八》中，也就有了欒桓子"假貸"的記錄。所以發展到今天我們把這些商人，冠名為老板了。
在現代社會，"商人"早已擺脫了"五蠹"這種不公正的評價，但是這個自古以來的稱呼卻值得我們探尋究竟。在中國商業史上，殷（商）人"肇牽車牛遠服賈"和王亥從事商業貿易并因此被殺害的記載看出，這是中國古代文獻關于商業和貿易行為的最早記載，王亥又是當時商部落的首領。所以王亥可謂是中國商業第一人，即中國商業的鼻祖。
但我們對古商幫的探尋，對古商幫文化的挖掘，確實比較遲。比方我在書中定義的遼商，它至少實實在在地存在于歷史之中。但是在學術界也好，民間也罷，一直沒有遼商這個概念。在我看來，商幫就是發生在中國的、以地緣與血緣為基礎、以經濟關系為核心而展開的幫派性組織。商幫古來就有，明清時期達到全盛。晉商、徽商，包括后來被人遺忘的遼商以及現在迅速崛起的遼商，都是有史為證的。當然，商幫概念是后人的歸納與總結。
總體上說，這些歸納與總結都是符合歷史事實的，都不是天馬行空虛構和偽造出來的，一切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都是當代史，人們總會用當代的眼光，根據當下的需要，去看待歷史上的事情。對商幫有興趣，直接原因是近年來中國市場行為成為普遍現象，商人大量崛起，商業成為社會主業之一。商幫文化，也是后人根據歷史上商人們的實踐總結出來的。伴隨而來的，是人們對當下發生許多困惑。怎么解決這些困惑？人們自然想到歷史，讀史使人明智，歷史是打開現實之門的鑰匙。
例如遼商的存在，就不被人們認識。這么大的一個商幫，差點被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但是翻遍國內所有史料，都沒有遼商的明顯出處。這是什么原因？因為傳統商幫依賴地緣與血緣，以封建宗法制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地域文化，遼商卻不注重地緣與血緣關系，喜歡單打獨斗，習慣于守家在業小富即安滿足現狀。所以沒有形成自己的幫的品牌。我認為這是造成遼商幫未被發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現代化的社會背景下，宗法觀念已經消亡，但地域文化依然存在。同一個地方出生、生活的人，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相同或者相似，這是很自然的。地域文化不同，各地商幫文化必然有很大差異。
● 史上鮮見遼商記載
史上對于遼商的記載十分少見，事實能夠還原這樣的現象：從清代到現代遼商沒有出現是有一些具體原因的。研究商幫的歷史可以發現，似乎重要商幫都產生于耕地匱乏、環境惡劣的地區，比如晉商、徽商、閩商，都是如此，簡直是"窮山惡水出商人"。這樣的總結成立嗎？若存在這個現象，說明了什么？為什么窮山惡水之地往往盛產商人？一個重要原因，是人口膨脹。走西口，走東口，闖關東，下南洋，都有人口膨脹的原因在內。人口膨脹與窮山惡水的共同之處，是土地已不能養活人。
我們看西方文明的源頭古希臘最初發生工商業，原因也是窮山惡水。他們甚至連窮山惡水都沒有，種不能種，住不能住，只能這里揀點寶貝，拿到另個地方交換。結果他們產生了城邦、陌生人社會背景下的公民。可見窮山惡水也并不是壞事。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山惡水導致人口流動，將中國傳統的熟人社會改變成一定程度上的陌生人社會，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宗法制的熟人社會的弊端。一個方面是商業交易產生，商人的自由，交易的平等，都給中國商業文化注入新的元素。當然，新元素也要因地、因人而異。例如當年晉商是學而優則商、徽商是商而優則仕、閩商是商而優再商。三個地方，商業文化三種形態，這就進一步造成中華文化的多元，很大程度上豐富了我們的文化。
反觀遼商就不同了，遼商滿足現狀，恥于言商。因為它是由地處遼寧這個物產豐富，人文背景特殊造成的。從商幫歷史上看，遼寧人來源成分比較復雜，既包括土著的少數民族，也包括闖關東的移民、戍邊軍人的家屬。這些人的商品意識往往都比較差。比如，特別是明、清兩朝以來，東北的少數民族重視騎射，而忽略工商業發展，客觀上抑制了商人群體形成。此外，遼寧人豪爽粗獷的性情中，傳統觀念是不鼓勵創業、經商，儒家的"無商不奸"的思想使他們恥于言商。
另外，東北肥沃的黑土地也養成了過去遼寧人的"惰性"，富饒的物產讓人們衣食無憂、更容易滿足。北方人不像浙江、閩南、山西等地方的人，貧瘠的土地造成一年四季面朝黃土背朝天還入不敷出，為拮據的經濟收入而從商謀生。而北方人"兩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惰性思維也讓他們理財能力欠缺，對錢的態度不像南方人那樣錙銖必較，造成大家對以經商追求財富的方式看淡甚至鄙視。即使同為經商，遼寧人也存在著一些弱點，做生意喜歡比大個，看誰財大氣粗、誰的背景大、誰的膽子大，不愛掙小錢，有幻想一夜暴富的投機心理。
以東北重鎮沈陽為例，清末，沈陽本土的封建軍閥資本基本上用于軍事和政治，很少投資到工商業，客觀也抑制了遼寧工商業成長。即使在沈陽商貿最發達的清代中后期，沈陽繁華的中街上，也鮮見本地有影響的大商號形成商業氣候，倒是山西、江浙、福建商人，他們在沈陽建立會館、抱團打拼，憑雄厚的資本搞活了沈陽商業。
今天中國多有披著現代商幫旗號的某某商幫，而很難找到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商幫。從商幫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在一個統一的國家文化之下，無論什么稱謂的商幫，都是借用了自己地域特定的區域文化和資源，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治理機制。而且治理手段之間都內在一致，相互配合，這表明，不存在唯一有效最佳的治理模式，所有的模式都得靠商人所存在的經營環境及周邊的社會文化、社會資源，靠這幾方面的整合或者耦合決定其是否能形成有效的經營模式。
近年來，一批學者和企業家關于遼寧商幫的呼吁，就說明我們遼寧要重視對遼寧新商幫的研究。他們呼吁將遼寧"商幫"正式列入中國崛起的商幫中。遼商在主流商業和文化界至今是否被認可，還是一個問號。所以我們要堅持先有歷史事實，再有文化挖掘，古來如此，今也亦然。以現代的視角，根據地域文化與現代商幫的標準，重新認識中國商幫，我以為這樣更具合理性與現實意義。
● 商幫的地域文化和商幫理念
同一個地方出生、生活的人，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相同或者相似，這是很自然的。傳統商幫依賴地緣與血緣，以封建宗法制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地域文化，我以為這是造成十大商幫走進末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現代化的社會背景下，宗法觀念已經消亡，但地域文化依然存在，也應當存在。地域文化不同，各地商幫文化必然有很大差異。這是農耕文明漸次消亡，工業文明、信息化時代到來的必然。市場經濟環境必然導致平等、自由等觀念的傳播，契約關系取代人緣關系，這些對傳統的商幫核心價值觀都帶來顛覆。
現在我們應該研究商幫是怎樣形成的。如何在那樣的封建社會商海拼搏中游刃有余，百戰不殆，永做商海中的不敗者？這是大家都在思考的問題。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我們的老祖宗在經商的過程中給我們創造了許多經驗。這包括豐富的商業文化、經商之道。在眾多的歷史經驗中，我們要借鑒傳統的商業文化的經商之道，汲取營養來完善我們當代的商業文化，我們就應該研究曾經輝煌一時的商幫文化。
長期以來，由于中國受農業文明思想的影響，商人一直徘徊于社會底層，商人的成長及其隊伍的壯大也是一波三折。談起中國商幫文化，一種說法也比較接近實際，就是有的人說"商幫"最早應出現于宋朝。據考證，宋朝時，我國的一些歷史文獻中開始出現"南商"、"北商"的說法，也就是按照地域把商人分成南北兩個幫派。這標志著我國的商業文化群落初具雛形。
那么學術界是怎樣看待商幫的成長發展呢？按照學界的觀點，中國的商品經濟在幾千年的發展中出現過三次高潮。與此相應，商人的成長也有三個生機勃發的時期：第一次是在秦漢時期，第二次是在唐宋時期，第三次是在明清時期。
秦漢之際，社會上擁有"富商大賈周流天下"的說法，商人活動十分頻繁，出現了很多大商人；唐宋時期，政府實施的一些經濟改革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很多富甲天下的大商人。
據學者研究，南宋時徽州已是"富商巨賈多往來"，徽州本地的商人也嶄露頭角。比如，著名理學家朱熹的外祖父祝確經營的商店、客棧占徽州城的一半，號稱"祝半城"；祁門程氏兄弟經商致富，號稱"程十萬"。當然，與后來明清時期享譽全國的徽州商幫相比，宋代徽州商人還是分散的，資產規模也嫌單薄，不過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到了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的大發展和政府實施的一些經濟政策則最終促使了商幫的形成。明清時期，十大商幫曾雄踞華夏經濟之巔。
"商幫"之稱雖晚，但在經濟活動中，地域商人對于商人具體的"幫"的追溯卻是相當早的。清道光五年（1825），在上海的山東商人稱，上海的山東塋義田是順治年間由"關東、山東兩幫"商人合建的。宣統二年（1910），在蘇州的福建上杭人稱，"康熙五十七年，吾鄉上杭六串紙幫"，集資創建了汀州會館。同治十年（1871），蘇州煙商稱，蘇州煙號于"乾隆年間"建立了"公和煙幫碼頭"。江蘇太倉劉河鎮的金端表于道光十四年（1835）稱，康熙開海后，劉河鎮的豆石商人有山東登（州）幫、膠（州）幫，安徽徽幫，浙江海寧幫等。嘉慶二十五年（1820），四川巴縣縣城南幫夫頭聲明，"自乾隆三十六年間，在朝天門碼頭背運客貨，因金川回兵，仲主給牌設立西、南兩幫夫頭，承辦各文武大憲差役，各背運上下各幫貨物，迄今數十載無紊"。
在實際商業活動中，有關行業和地域"幫"的說法至遲在乾隆年間已有了。《廣東碑刻集》所收乾隆二十四年《闔邑建造敘福公所碑》稱，廣東崖州陵水縣敘福公所，"曾分創于陵水各幫"。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幫的記載，但未稱某某幫。《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所收乾隆三十八年《修建徽郡會館捐款人姓名及建館公議合同碑》載，蘇州的徽商修建會館，其中有"澇油幫"、"蜜棗幫"、"皮紙幫"。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地域商人中的行業幫的記錄。
嘉、道時期，各地有關地域和行業"幫"的說法就較為常見了。《江蘇省明清以來碑刻資料選集》所收嘉慶元年《重修江西會館記》，捐款者中除了某地某行眾商外，還有"煙箱幫眾商"、"管城幫眾商"。這是較早的行業和地域幫的記載。嘉慶年間湖南長沙的香店，同行為"幫"，到該地貿易而未入幫者，要捐資相助。這是較早的行業幫的記載。道光七年碑文稱，上海的糧食商人有"西幫商人"、"膠幫商人"、"登幫商人"、"文萊幫商人"、"諸城幫商人"。這就是行業中的地域幫。
經過百年的繁榮發展，商幫在清末民初走向了衰落。1914年"日升昌"票號倒閉，雄踞商幫龍頭的晉商的沒落，標志著中國商幫的衰敗。彼時的外國商人憑借先進的科學技術帶來的市場競爭力，迅速把中國的商幫擠下了中國商界的壟斷地位。在外國資本的壓制下，中國商幫不斷喪失自己的商業陣地，并最終湮沒在歷史的潮流中。研究這方面商幫的歷史使我們感悟很多，對于今后的新商幫及商業文化的發展都有裨益。